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扶贫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利用国际减贫合作示范平台，创新了推动农户、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组织机制，提升了当地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贫困地区产业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在该项目中，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都有效参与进来，进一步探索、扩大及深化制度创新，为克服农村电商和流通领域最后一公里存在的障碍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了积极探索。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四川仪陇县农民朱先生常年在外地打工，2017年在脱贫政策召唤下决定返乡创业，几年时间他已经发展了百香果种植、肉兔和甲鱼养殖三项产业。百香果和肉兔养殖已经盈利;甲鱼还处于生长期，预计年底可以捕捞并开始盈利。朱先生原本已离开农村多年，能够如此顺利地回乡发展产业，正是得益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仪陇的扶贫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对该地区发挥的促进效应。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扶贫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利用国际减贫合作示范平台，创新了推动农户、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组织机制，提升了当地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贫困地区产业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本地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该项目在商务部的三个定点扶贫地区开展，包括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四川省仪陇县和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朱先生正是从该项目扶持的农民合作社得到帮助，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了生产、供销与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他在创业初期从项目最初支持的互助社借款5万，在还清后，又从转型后的综合合作社借款10万。百香果种植、肉兔养殖和甲鱼养殖所需的场地则是在合作社组织下从村民流传的土地，朱先生不但从资金上受益于合作社的内部信用服务，养殖技术和销路也得到村级合作社与县里的联合社支持，真正提升了个人的生产经营能力，取得返乡创业的成功。

该项目帮助农民合作社联合组织与农产品市场链接，实现资源汇聚，促进产业升级。在项目的支持下，湖南城步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也积极开展了生产和供销合作。例如，为充分利用苗香梨次果，增加社员收益，项目成立的民富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该项目帮助3个定点扶贫县成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梨源苗乡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供了2万元规范化建设奖补资金，用于购买梨膏加工机器设备，组建了城步县第一家梨膏加工厂。同时利用各方销售资源协助其完成了2019年销售目标。苗乡梨合作社带动农户200余人增收，其中贫困户120人，2019年合作社总利润达10万元，在帮助社员实现销售收入后，还进行了盈余二次分红。

在日前召开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时三年的中国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总结会上，项目执行者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对三个项目区的实施和项目成效及经验的评估情况进行了汇报。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翼表示，搭建民富中心是项目最重要的创新，它最早源于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仪陇县扶贫金融创新示范项目，该项目成功探索了农村资金互助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形成了“仪陇模式”;在该项目中，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都有效参与进来，进一步探索、扩大及深化制度创新，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了积极探索。

“项目的目标不仅是直接去帮扶贫困人口，还是去建立机制和平台，帮助‘小农户’走向‘大市场’。”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认为，项目在启动阶段就已经瞄准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孔祥智等专家认为，项目通过创新建立服务平台，配套建立服务机制，为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长期和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推动创新

促进乡村振兴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是国家公园所在地，拥有优良和丰富的生态产业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蜜蜂养殖和优质蜂蜜产业发展条件。在项目开展之前，城步县只有分散的蜂农从事零散的蜜蜂养殖，受市场廉价假蜜冲击，难以获得应有收益，发展受到限制。联合国开发署项目通过民富中心的努力，从无到有培育了10家蜂蜜合作社与一家县级合作社联合社，合作社负责提供养蜂技术，组织蜂农按标准模式生产优质蜂蜜，联合社则负责制定蜂蜜养殖和采集标准，打造蜂蜜品牌，开拓销售市场。项目为养蜂合作社与蜂农提供了技术和管理培训，支持联合社购置了蜂蜜灌装设备，从而获得了产品质量认证，将零散的蜂蜜产品变成了成规模、标准化、有品质的蜂蜜商品，为蜂蜜的市场销售创造了条件。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商务部帮助城步县开拓电商销售渠道时，城步蜂蜜才得以成为第一批上线直播和销售的特色扶贫产品。当前，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新时期的任务，而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至关重要。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可以整合农村和农户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资源，助力大量小农户更好对接大市场，帮助农户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收益。

项目推动形成的湖南城步县蜂蜜产业是组织机制创新的典型案例。养蜂合作社与联合社是蜂蜜产业发展的组织基础，通过农民的自组织机制，实现了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极大降低了市场在农业领域的交易成本，解决了农村最后一公里服务有效性问题，不仅提供了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所要求的条件，还为快递进村、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数字化乡村等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产业体系发展创造了条件。

民富中心在合作社的培育、发展与日常运营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且形成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在“中国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总结会上，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总结了民富中心的四大作用。

一是为政府政策有效落地提供了组织和机制保障。民富中心具有专业化、社会化特性，更能贴近服务对象的具体需求，在服务供给过程中效率更高;民富中心分担了原先政府的一些繁杂事务，使政府可以更加专注于政策、决策和监督;民富中心可以突破政府部门设置的局限，实现了合作社产业层面的纵向一体化和政府管理服务层面的横向一体化，形成了跨部门的合作平台。

二是通过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相结合，形成了有效的合作社孵化培育方法和体系。民富中心作为县域社会化服务平台，有效地整合了各方资源，不但为合作社提供了发展资金，同时为合作社和社员提供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及合作社管理培训，有效促进了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例如在广安区，民富中心与区农业农村局建立起长效合作机制。出于职能转换需要，区农业农村局为民富中心提供资源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工作，加上民富中心适当收取服务费，民富中心也可以实现自身的财务可持续。

三是民富中心有效提升了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水平。通过对农民合作社提供规范化的管理技术培训和管理软件服务，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合作社管理规章缺乏、账务财务不规范、风险控制缺失、机构定位不准、业务开展不积极、社员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民富中心一方面通过组织合作社集体培训与交流，促进农业合作社间的协作、加强他们的联合、培育联合社，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主动为当地合作社与外界沟通提供平台，包括对接外销市场、引入大型种养殖公司、导入各种公益资源和社会资源等。

四是合作社综合管理软件加快了数字化乡村建设步伐。项目开发的综合管理软件不仅包括社员的信用互助信息，还涵盖了农户的家庭与乡村发展有关的信息，通过建立专注于农村发展的综合信息平台，民富中心为合作社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项目点的农村与外部的交流互通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信息体系可以作为乡情、政情分析的基础，实现了业务互联、多点互通、整体协作、监管辅助等多种现实功能，为数字技术服务于乡村建设迈开了步伐。

国际合作

勾绘乡村振兴蓝图

在“中国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总结会上，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翼分析项目之所以取得较大成效，很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减贫合作项目的试点突破作用。国际合作项目具有独特的创新优势，特别是在机制创新方面。开发署合作项目的一个宗旨是推动国家治理改善，协助政府开展改革创新是项目的重要功能。该项目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开展建立民富中心的组织和机制创新，解决了政府单方面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开发署是一个以技术援助为主的发展援助机构，项目重点是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开展能力建设。项目制定了深入细致的能力建设计划，覆盖了从国家级到县级再到乡村和农户各个层次。这些高密度的技术支持保证了创新所需要的能力配合，并通过培养地方能力，为项目成果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国际合作项目的管理经验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管理能力。

张翼建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商务部在现有项目成果基础上，与时俱进开展合作，继续探索创新，为解决乡村振兴领域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案。交流中心根据项目评估报告的建议和有关部门及专家意见，对未来联合国开发署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合作项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将针对成果中有利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经验进行拓展。

一是推动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制度建设与扩大发展。进一步开展信用合作的专业服务，推动合作金融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提供合作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等。信用合作业务是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社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目前还缺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业务监管的顶层设计。仪陇县在合作社的信用合作业务上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规范，包括人员管理、操作流程、财务记账和风控手段等。将仪陇县的信用合作业务经验推广到更多的合作社，不但能够帮助其他合作社快速发展起较为规范的信用合作业务，也能在不断地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专业的农村金融信用服务，为相关监管的顶层设计提供充足的实践依据。

二是进一步改革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尽管政府服务职能逐级下沉，但针对服务地域广阔性以及服务对象分散性的特点，条块分割的行政职能部门在提供面向农业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时仍然存在空白以及短板，具体表现为农业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者质量不高，导致农民需求不能得到有效回应。因此，未来乡村振兴阶段，需要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层面进行实践探索。一方面，梳理已有农业服务供给部门的数量和职能，寻找农业服务供给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孵化、培育和鼓励社会机构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并探索改革路径。具体来说，下一期项目鼓励执行机构在项目的主管部门和管理模式上作出更多尝试。

三是进一步推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发展。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法规已经体系化，但实践中的问题仍然很多。就全国普遍存在的“空壳社”现象，“三位一体”合作社经营模式既是一个实践方案又是一个制度创新。合作社的规范化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三位一体”是合作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创新。单纯发展信用合作业务，或者单纯发展生产和供销业务都会使得合作社无法持续健康的发展。特别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关键，其能够在村庄层面激活乡村的资源要素，激发乡村的动能，并为村民带来实质的收益。加强合作社的能力，发挥基层治理动能，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村庄服务能力，对于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至关重要。

四是持续推进减贫意识和性别意识主流化。贫困和性别不平等仍然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议题，尽管中国已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是相对贫困依然存在，并表现为区域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以及性别不平等，而农村依然是这些维度中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因此，未来乡村振兴阶段仍需要在各个层面、各个维度强化减贫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持续推进缓解相对贫困和社会性别平等。

五是巩固项目成果，支持民富中心可持续发展。利用各地组建乡村振兴局的契机，持续运营民富中心，重新理顺其机构定位。鉴于各试验示范点的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和乡村产业发展均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而现有的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服务机构依然存在机构设置不规范、工作力量不充足等问题。民富中心在联结政府和合作社层面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特别是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民富中心无疑是一个创新。因此，建议各项目点在本项目实施期限结束之后，继续保持民富中心的运行。为此，需要各区县在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运行经费上给予保障。(何诗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