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各项数据陆续发布。数据显示，从全国看，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人口流动依然活跃，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从广东看，常住人口达1.26亿，和2010年相比10年增加2171万人，总量和增量均位居全国首位。

数据发布后，引发各方持续关注。我国人口总量何时达峰，老龄化问题如何破解，如何让流动人口更好分享城市化成果，广东人口将面对哪些新挑战，又应如何应对?

关键词：人口红利

降低生育成本做好服务

南方日报：我国人口总量何时会达到峰值，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多久?

陆铭：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确实放缓，“十四五”期间可能达到人口峰值。但我不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持续的城镇化进程中，这些领域的劳动力供给仍会稳定。此外，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延迟退休政策逐步实施，都会延长人口红利。

宋健：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在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调整上还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更重要的是配套政策在实施上要更加精细化和精准化。

谌新民：如果我国总人口峰值比较快到来，这对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广东必须大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够适应人口形势的变化。

南方日报：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密切监测生育形势，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健全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从长期人口趋势来说，应如何制定长期人口政策，调整人口战略?

宋健：全国层面的生育政策，相信未来会逐步宽松，但具体步骤仍要进一步研究。当前更重要的是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实现应生尽生。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并不是百分百的育龄人群都生育了“二孩”，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些有生育意愿，但是没有达成行为的，尽量破除这些阻碍性、瓶颈性因素，满足这些人的生育需求。

陆铭：首先要跳出生育看生育，一些生育之外的因素也会影响生育，让今天的育龄人群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普惠化的好处，降低住房成本和子女教育成本，来提高生育率。

关键词：老龄化

抱团式养老或成趋势

南方日报：展望未来，我国和广东的老龄化将呈现怎样的趋势?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制造业大省广东将带来哪些挑战?

宋健：广东和全国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是相对较轻的，但和自身2010年相比，老龄化程度也是在加重的。

总体而言，过去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全球投资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应尽快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人才资源。

陆铭：随着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60后、70后这代人进入退休年龄，健康水平要比40后、50后要高，可以继续给社会作贡献。今天服务业的发展也为此创造条件，和制造业相比，其对人的体力要求要低。

抱团取暖式的养老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多名比较健康的老年人住在一起，相互照料，这就需要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方面进行调整，还要匹配相应的医疗健康产业、养老健康服务。

南方日报：广东沿海经济带东翼、西翼，以及北部生态发展区人口所占比重分别比2010年下降3.16、2.10和2.78个百分点。对于这些区域来说，应如何在人口数量占比下降的情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

陆铭：劳动力从就业和收入增长机会比较少的地方，向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和收入比较高的地方聚集，对个体是改善生活水平，对国家是提高劳动力资源效率，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

对于人口流出地，我一直强调要更多注重人均，而不是强调总量。我们对广东、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份进行研究发现，这些省内不同城市的人均GDP差距是在缩小的。

宋健：在粤东西北地区，儿童和老年人口相对占比较高，对于儿童来讲，关键就是受教育的需求。城市在给父母提供就业岗位的时候，也要保障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对老年人来说，有些不愿意到城市去，挑战就在于既要尊重个人愿望，又尽可能使他们享受更好生活。

谌新民：广东区域差异大，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主要还是在珠三角，粤东西北的人口老龄化相对比较严重。

香港的老龄化来得更早，在养老方面有很多办法，肇庆等地已经跟香港联合开展了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的试点。广东还准备大力引进相对“低龄”的老龄人口来广州就业，尤其是科教文卫、高科技产业、金融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高科技创新能力不一定很强，但团队整合能力、平台能力非常强，广东特别需要。

关键词：城市落户

提高居住年限积分

南方日报：都市圈城市群对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这对城市管理带来怎样的挑战，未来广东应如何留住、吸引、培育更多人才?

陆铭：人口向大城市及其周边的都市圈集中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第二是国内服务业从业人员和GDP所占比重都超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会进一步吸引人口集聚。

宋健：大多数的流动人口都是追求更好的职业、更高的收入，在流动过程中以脚投票，哪个城市的岗位更充足，待遇更公平，就更可能会留住人才。如果能够解决这些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也可以留住人才;从儿童的角度来看，“留二代”的教育问题在有些大城市仍然存在，这些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相对解决了，但上高中、考大学，还要回到原籍，这会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的选择。

谌新民：对于普通劳动力的吸纳可能是为了解决当时产业发展所需，现在则是为解决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所需。对于流动人口及其后代，是一种长远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关乎未来广东产业的长久竞争力。

南方日报：城市落户门槛放开放宽正在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接下来还应如何突破?

陆铭：国家已经明确要大幅度提高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作为积分落户的主要标准。这一点对于农民工群体意义很大，因为这个群体的受教育年限相对比较低，在以往超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中，农民工能拿到的分值很少，也就难以在大城市落户。

宋健：户籍制度是人口的登记制度。原则上，身份应该是随人走，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人到哪里，身份、待遇能就地安排，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只能逐步解决。

谌新民：广东也在探讨职住平衡，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把职业和居住做到平衡。城市群内部、一个城市不同区之间，现在有些地方探索合作，使优秀的教学理念、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不断向其他区域扩散，收到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