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统治阶级内部的皇室内乱，这些内部动乱，往往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今天我们就说说发生在西汉、西晋这两个大一统王朝的两场皇室内乱——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

熟悉汉、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引发这两场历史上有名的皇室内乱的原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它们的结局却大相迥异：“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而“七国之乱”后，西汉却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等兴盛时期。

同是皇室内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呢?下面，我们就从这两场内乱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性质、影响等方面，一探究竟。

八王之乱成了西晋灭亡的导火索

从背景原因看，八王之乱和七国之乱有部分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表面上看，引发两大内乱的动因都与太子被害有关

西汉是吴王太子被误杀，埋下了动乱祸根。孝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刘贤入京觐见汉文帝，在陪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饮酒下棋时，二人发生争执，皇太子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砸向王太子刘贤的脑袋，刘贤直接毙命。事后，文帝派人将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安葬。吴王勃然大怒说：“既然都是刘姓人，在哪里死的就应该安葬在哪里，何必要运回吴国呢!”又把遗体运回长安。“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史记》)

自此，吴王就和朝廷结下了“梁子”，开始称病不肯入朝，朝廷当然知道原因，后来就扣押吴国派来的使者。吴王害怕了，从此渐生谋反之心。文帝也知道是皇太子理亏，后来就赦免了吴国被扣押的使者，并特令吴王可以不用来朝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吴王也暂时放下了谋反的念头。

但景帝即位后，采用晁错的建议，强行削减诸侯王的土地，直接影响到了吴王的利益，再加上景帝是杀害自己儿子的直接凶手，新怨旧恨涌上心头，于是就联络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叛乱，从而引发了“七国之乱”。

汉文帝剧照

西晋是太子司马遹被杀，成为引发皇室内乱的导火索。晋武帝死后，“傻子”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皇后贾南风联系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大杀辅政大臣。为了独掌朝政，又矫诏杀掉司马亮和司马玮，自己掌握了朝政。

贾南风无子，担心以后司马遹即位后，自己大权旁落，就在赵王司马伦的撺掇支持下，派人害死了太子司马遹。素有野心的司马伦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发动政变诛杀了贾皇后，然后废黜司马衷，自己做了皇帝。“及太子废黜，赵王伦、孙秀等因众怨谋欲废后···后甚惧，遂害太子，以绝众望。赵王伦乃率兵入宫，使翊军校尉齐王冏入殿废后。”(《晋书》)

齐王司马冏等人不服，就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杀了司马伦，司马冏迎回晋惠帝，自己借机掌管朝政，这又引起了其他诸侯王的攻击。于是先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皇室夺权之争，你争我夺，相互攻伐，从而引发了“八王之乱”。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

二是从深层次看，两大内乱的产生都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治理结构有关。这种结构，即诸侯分封制。

西汉初期，汉武帝吸取秦朝不设诸侯王，朝廷受到攻击时没有诸侯亲王相救，导致很快亡国的教训，对刘姓宗族大封诸侯王，导致各诸侯王势力壮大，尾大不掉，对中央政府的统治稳定产生威胁。史载“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王孽子蛋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史记》)

西晋建国后，晋武帝同样是吸取曹魏政权不设诸侯亲王，被自己轻而易举篡权自立的前车之鉴，大封诸侯亲王，久而久之，各皇室诸侯王坐地为大，渐生叛乱之心。一旦有机可乘，就会引发争权动乱。

晋武帝司马炎

既然引发内乱的背景、原因如此相似，为什么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后果呢?结合两场内乱的性质、过程、当时所处的社会形势及皇室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叛乱持续时间不同，对国家的危害程度轻重不同

西汉“七国之乱”从开始到平定，由于汉景帝平叛得力，前后仅用了三个月就将叛乱平定。

虽说三个月期间，七国叛军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三路叛军中与政府军正面交战的主要是吴、楚两国联军。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始终没有全力投入，进攻了一段时间后，或退回封地，或畏惧自杀。主战场主要集中在梁国，影响范围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名义上是多国参与的大范围叛乱，实则是政府军与吴、楚两国叛军的局部战争。再加上持续时间短，所以对国家的破坏性并不大。

而反观西晋“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贾南风联合诸侯王诛杀辅政大臣开始，直至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夺取政权、结束叛乱，前后历时16年。

期间虽有八年多相对平稳的时期，但最后七年各诸侯王之间，相互争伐，参与的宗室王更多，波及范围更广，全国一半左右的区域参与了叛乱，每次都是多王参与，且参与争夺的各方都是势力较强、经济富庶的地区。

八王之乱中胡族进入中原

和西汉诸侯王不同的是，西晋的诸侯王还各自在朝廷任职，每个宗室王都同时担任一个或几个州的地方军政职务，一旦参与争夺，就会组织几州同时参与，这就导致叛乱波及范围更广。

2、叛乱性质不同，导致叛乱的正义性、积极性不同

西汉“七国之乱” 是地方诸侯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根源是景帝误杀吴国太子，导火索是晁错主张硬削藩，直接损害了各诸侯国的切身利益，说到底是朝廷与诸侯国的诉求不同：朝廷想通过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侯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诸侯国则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割据一方，矛盾冲突由此引发。

削藩是朝廷的诏令，各诸侯国虽然反对，但没有充足的拒绝理由。于是，七国叛军只好打出了 “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诛杀主张削藩、影响刘氏宗亲关系的“奸臣”晁错。“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汉书》)汉景帝为尽快平息叛乱，先将晁错腰斩于市，使七国发动叛乱的理由在道义上站不住脚。所以，挑起叛乱的吴国在联络其他诸侯国的时候，并不顺利，大多数诸侯国只是碍于吴国的强大，不得不参与叛乱。

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

比如，他在鼓动胶西王时，胶西王就说：‘我怎么敢反叛皇上呢?即使皇上行事过急，赐我一死，我也不能不拥戴皇上啊!”“(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史记》)所以，叛乱发生后，除了吴、楚联军拼死作战，其他诸侯王基本上出工不出力。

而西晋“八王之乱”是各宗室亲王之间的相互攻伐。相比之下，西晋各宗室亲王参与叛乱的理由更充足，积极性更高：一是皇帝愚笨，对朝臣亲王没有威慑力;二是皇后贾南风掌权，既滥杀大臣、毒杀太子，又淫乱皇宫，朝政昏暗，不得人心，给叛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同时，各叛乱方之间，都有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势力。晋武帝统一全国后，过于依重各诸侯王对朝廷的保护作用，给予各诸侯王军事、财政大权，基本解散了政府军队，在军事势力方面，朝廷根本无法与诸侯王对抗。而各亲王之间，势力差不多，谁也不服谁，这就给了各诸侯王参与叛乱争夺更有动力、势力和条件。

晋惠帝司马衷

所以，“八王之乱”参与面广，争夺激烈，长时间难分高下，使国内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

3、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程度不同，决定了叛乱结果不同

西晋是第一个靠门伐士族官僚集团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朝廷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都是围绕着保护士族官僚阶级的利益而展开的。士族官僚集团和皇室贵族是社会的特权阶层，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占有着国家大部分资源，从而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加深了与庶族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晋武帝后期，西晋皇室和士族官僚奢侈腐朽，有名的石崇斗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晋惠帝即位后，贾南风专权，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严重。

七国之乱时诸侯国分布图

“八王之乱”爆发后，在皇室内部动乱的同时，百姓陷于战乱，流民遍地，社会上民变四起，而部分诸侯王为了壮大势力，又引入了匈奴、鲜卑、氐族等胡人军队，这些起义流民和胡人军队进入中原后，乘机扩充势力，慢慢坐大，为加速西晋灭亡和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隐患。

如成都王司马颖与匈奴人刘渊联合，后来刘渊乘势而起，建立汉国，并成为日后灭亡西晋的力量。司马越虽然平定了叛乱，但由于胡人内迁，他死后，他的部下和王公大臣都被羯人石勒所杀，不久洛阳也在永嘉之乱中沦陷。

而西汉则不同。文景、景帝时期，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抑制豪强、安定边疆等政策，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盛世繁荣景象，在这样国泰民安的形势下，各诸侯王发动叛乱并不得人心。

从朝廷内部看，景帝是个有治世之才的明君、能君。其时，西汉正处于兴盛发展时期，中央政府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内部组织机构健全，政府拥有正规军队，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及时有效的组织力量平叛。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叛乱发生后，景帝派名将周亚夫统领20万大军，多路出击，既在第一时间扼制了叛军持续推进的势头，又使叛军看到了政府军的威力。所以，七国之乱的破坏力并没有影响到朝廷的统治根基。

更为重要的是，“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借机削弱了各诸侯国的部分土地，并下令取消了诸侯国自己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改由朝廷选派官吏治理封国政务，诸侯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租税。同时，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诸侯国官职，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

这样就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其实际地位已接近当时的郡县。反之，中央集权则进一步集中和加强，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而且，中央集权巩固后，文帝、景帝时期出台的各项惠民政令和措施能够在各诸侯国统一推行，“文景之治”受惠面普及到全国，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富强局面，也为以后汉武帝征服匈奴、开创“汉武盛世”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