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的四川广汉炎热异常，没有一丝风，人坐着不动都会流汗。这种天气下，乡镇企业南兴乡一砖厂仍然在日日取土作业。南兴乡原来叫东兴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砖厂制砖需要大量的土，三星堆堆子便成为取土的好地方。

1980年四川省考古队(即现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的时候，三星堆还有两个半堆子，到1986年只剩大半个了，高高耸立着。

当地农民把这种土叫作“神仙土”。从陡坎最低处开挖，像挖地道一样掘进，进到一定深度后，从顶上插入一根钢钎，用力一撬，大块的土就会坍塌，一天下来可以挖两方左右。

考古队和当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关系。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农民一般可以取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土里的“杂物”已经清理干净了。有时他们挖到一些“稀奇”的东西，也会主动拿来给考古队看。

问题是，农民挖土的速度，远远超过考古队发掘的进度。这就像一场疲于奔命的赛跑。

“那时的三星堆遗址什么都不是，不是‘省保’，更不是‘国保’，连‘县保’都不是。那是三星堆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的考古队领队、三星堆著名的“二陈”之陈显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二陈都是考古队领队，当地农民工把陈德安叫“大陈老师”或“眼镜陈老师”，把陈显丹叫“小陈老师”。

但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黎明破晓之时。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横空出世，一醒惊天下。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了三星堆考古队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从1984年接触三星堆考古至今，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一定有收获。”雷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掘月亮湾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年轻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师一起，来到广汉月亮湾。他们是来给冯汉骥教授打前站的。

冯汉骥上世纪3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1936年夏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兼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因李济之邀，他谢绝了校方担任“终身教授”的挽留，回国与李济共同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抗战内迁后，他筹建了四川博物馆，主持发掘了王建墓。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

林向在川大历史系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书架，就用砖支起床板当书架，但学术氛围很好，“不像现在学校里逼你发论文”。当时想买自行车，没有钱就找老师借。

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他和师兄弟会到导师冯汉骥家里去。冯汉骥爱喝酒，常与历史系主任、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对饮，林向等就陪着喝一点，听他们谈话。老师们会问他们读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提出来请老师解答。“那个感觉好得很。”林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抗战内迁期间，冯汉骥曾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过从甚密。

葛维汉是三星堆第一位发掘者，1934年组织考古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当地政府悉数捐赠给了葛维汉主持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如今依然完整无损地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也完好保存着，每件藏品流传有绪。

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冯汉骥一直筹划对月亮湾进一步考古。林向等打前站回来，带回了一些陶豆、陶罐等残片，“冯老师说有搞头”。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掘。15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发掘。

月亮湾是一条形似月牙的土埂，当年发现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这里，经发掘后证明为城墙遗存。月亮湾土埂与三星堆堆子隔马牧河相望，形成所谓“三星伴月”景观。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祭祀台，原本是否为一个堆，也未可知。

之前人们以为月亮湾和三星堆是两个独立的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才意识到，实际上是同一个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生活区，南部为祭祀区，故现在统称为三星堆遗址。

那时，三星堆的土堆还有两个半。这一带的地势北高南低，林向记得，冯汉骥坐在月亮湾土埂上望着三星堆说，你看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这里有可能是都邑。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进行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用平头铲刮土层，用尖头铲剔泥土。

林向说，那时的考古发掘还很不规范，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层地挖，这是不对的。土色、土质不一样，要分层的。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因此这次的发掘成果一直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再次沉寂。

“挖宝队”

1972年，因为国家要举办出国文物展，考古工作先于其他行业得到恢复。北京大学历史系62级考古班的赵殿增趁机申请归队。四川省组织部直接下函将他调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这在他所在的四川会东县边远山区引起了轰动。

1973年初，他第一次出差，跟着李复华、王家佑等老学者去郫县发掘汉代画像石棺墓。五一节期间，他们在青城山上整理这次发掘的资料。这期间，同行的刘盘石在抄写民族史学家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大家告诉他，华阳指华山之南，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主。《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是中国第一本地方志，也是关于四川古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李白就是看了这本书后才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我们现在测定的古蜀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李白恰好夸大了10倍。”赵殿增笑说。

赵殿增也跟着抄录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一些章节，开始萌生了用考古方法探求蜀史之谜的念想。

年轻、科班出身的他提拔得很快。1975年，他担任了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即后来的考古队)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配合基建，一旦有人发现了文物踪迹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一天到晚都有人喊“老赵，电话!”。他当时形同“救火队长”，并没有机会一圆自己的梦想。

机缘终于在1980年春天到来。

这年4月13日，他和同事一起到四川彭县，取回了西周窖藏刚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了后来被定为“国宝”的两件大铜罍。他们怕对方反悔，高兴之余赶紧撤，中途无事，决定顺便到广汉月亮湾遗址去看看。

当时，三星堆的名声还远不如月亮湾大。他们开着北京大吉普，一路问道，到三星堆村口时，老乡问他们找什么，他们说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对方说这儿就有。

他们跟着老乡走到砖厂取土的断面一看，黑色文化层(“文化层”是考古术语，指非自然形成的、含有人类生活遗迹的地层)厚达一米多，有上百米长。大家一会儿就选出了三百多件标本，包括小平底罐、高柄豆、石斧等大体完整的器物。搬到车上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回博物馆汇报后，馆长会议立即决定组织队伍进行发掘。

赵殿增马上要去二滩水库进行文物调查，其他三人也各有工作安排，就从其他工地上把王有鹏调回来主持发掘。王有鹏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第一批毕业生，1963年曾随冯汉骥参加过月亮湾考古发掘。

发掘地点就选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旁边，试掘面约100平方米，发掘出了不少陶片和石器。专家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支发掘队，由王有鹏负责，陈德安和陈显丹都参加。

二陈是同班同学，刚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陈显丹回忆，他1976年当兵复员，进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工资30多块钱，看到店里专家收购一件文物动辄就是两三百块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1977年上大学时就选择了考古专业。川大考古专业实力雄厚，名师云集，如林向、童恩正、马继贤等。杨建芳老师上课时声音细细的慢慢的，晚上不时去宿舍给他们做辅导。可惜就在他入校这年，冯汉骥先生就去世了。

发掘时间定为半个月，经费为三千到四千元。雇民工的工资是一天一元二角，一个月下来就有30多块，陈显丹等的工资才52元5角。发掘小组就住在三星堆二砖厂的宿舍里。

1980年11月，发掘开始。共布了6个探方，二陈各负责其中两个。当地农民管他们叫“挖宝队”，天天来看热闹，结果失望地看到挖出来的全是些碎石烂瓦，就劝他们不要再挖了，再挖要赔本的。但他们依然年年挖下去。

航拍和野外绘图工作结束后，面临着对考古中发现的房屋基址、墓葬是否保护的问题。领导广泛征求意见，有前辈专家提出，遗址的时间不会早于春秋，没必要过度保护，广汉县分管领导也提出“农民要吃饭”，折中的结果是，砖厂不得在遗址内任意取土，取土地点要经考古队同意。

1982年，考古报告完成。陈显丹撰写遗迹部分，陈德安撰写器物部分，王有鹏负责统稿。报告写到，遗址已具备夏鼐所说命名一种新考古文化所具备的几个条件，“如果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因此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不久，王有鹏离开了考古队，调任省博物馆副馆长。“二陈”成为考古队负责人。

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在会上，陈显丹专题汇报了近年来的三星堆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认为它“成系统，有特征”，说这才是巴蜀文化，应把它作为学科生长点。

根据成都会议的决定，考古发掘实行领队制，领队必须经过考核，持有执照。陈德安和陈显丹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举办的领队培训班，都拿到了领队执照。

三星堆就如同一个最好的练兵场

1986年初，林向找到赵殿增，希望能将考古班学生的实习安排在三星堆。林向说，他当了多年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总是为了争取实习机会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为在考古界，有的人会有一种“这地盘是我的，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挖”的意识。但赵殿增爽快地答应了。

1986年2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为川大1984级考古班20余名学生安排了考古发掘实习。实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考古发掘，第二阶段为资料整理，时间分别为一个半月。

这是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分三个发掘区，一个学生一个探方，再配4个民工。发掘收获很大，通过对16个地层的发掘，证明了三星堆遗址从距今5000年到2600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古蜀王国的发展轮廓，呼之欲出。

尤其是第二发掘区，发现了一个青铜器坑，里面有一件圆形铜瑗、一件方形铜瑗，还有一件玉瑗，可惜都是残件，推测是一座“墓葬”。

但这并不是什么“墓葬”，而是震惊世界的一号“祭祀坑”。它就在这个发掘区往东30米，被发现的时间仅仅在几个月之后。

“整个过程你运气不好，那个祭祀坑就失之交臂了。从旁边走过，你没有发现。”林向淡淡地说。

陈显丹回忆，1986年7月18日下午，考古队正在驻地整理资料，突然一个农民工跑来通知他们，在土坎下15米左右“掏出了玉器”，现场的人都在抢。

陈显丹和陈德安等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赶到现场。他们的驻地离现场也就100米左右，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此后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陈显丹回忆，1号和2号祭祀坑先后出土后，他们就开始起草文件，申请将三星堆列为国保单位。他和广汉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长带着四川省文化厅和省政府的文件，到国家文物局汇报。1988年1月，国务院批复下来，三星堆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拿到尚方宝剑了。你不能再在这挖土烧砖了。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三星堆遗址文物保护工作站。”陈显丹说。

这次三星堆重启发掘，林向一直在看电视直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导发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是他的学生，一向有大手笔。

他说，这次多部门联合发掘，一边发掘一边就检验了，而过去他们只能先把材料取回来，再送出去给人家鉴定。比如他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陶器，那么厚的壁，说明很可能是用于冶炼的坩埚，但因为全是灰尘，农民工先要对它清理，一洗全洗掉了，就成一个普通陶器了。现在考古不一样了，“一块泥巴不能丢”，都留下来。这是现代考古的特点，他去国外考察过，发达国家搞发掘都是这样子，都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当时就检验了。

林向同时也觉得，公众过于关注三星堆祭祀坑的视觉冲击力和轰动效应了。他说，实际上三星堆的发掘，地层是最主要的，能确定年代分期。什么叫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不等于就是三星堆文化，它只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分支。三星堆文化的本质，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文明之光。这是与夏商周文明并行的另一种文明，既紧密联系，而又各不相同。“祭祀坑”就像藤蔓上结的瓜，没有藤哪有瓜?

他说，田野考古最好采用“墨渍战术”。如同在一盆水里滴一滴墨汁，墨汁就晕开了。学术也是这样，一点点研究它，慢慢就通了。

在他看来，三星堆不仅是出了很多惊世文物，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人。三星堆的百年发掘就如同一个最好的练兵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现在都是考古界的顶梁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