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会上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有不少亮点，但取得的成绩是过去的，将来经济会怎么样，并不能做简单的推理，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理性告诉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要充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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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当前，有一种看法“只要质量高”。刘尚希表示，这种变化是比较糊涂的一种认识，这些人把速度和质量对等起来了。高质量的发展最终都会体现在附加值上，质量越高，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都会体现出附加值高。如果高质量没有高附加值，这个高质量就是假的、空的。落到经济学上来分析高质量，无论是从企业产品的质量、技术研发，还是从老百姓(603883)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医疗等等高质量，都会体现在高附加值上。

刘尚希指出，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这一点，应该要在认识上进行调整、要深化。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是通过经济增速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经济增速，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难以发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定要搞清楚。

刘尚希还提出，要认识到宏观政策刺激效应的宏观递减。减税降费、公共投资都是典型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一个乘数效应上。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大大下降。

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这是与消费场景相关的，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到了城市，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不用刺激，它的消费也会提高，所以人口的流动与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减税降费取决于市场主体是不是有营收、是不是有利润，所以，减税降费有一个盈亏临界的效应，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率越低，就像一个圆一样，在圆形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明显，越是远离圆心效果越来越差。所以针对减税降费，要看到它的盈亏临界的效应。

刘尚希还指出，以县市为单位寻找投资项目越来越难。地方专项债主要以市县为单位找投资项目，以市县为单位的区划是有限的，如果以县市为单位做投资，显然路径越来越偏，可能导致专项债投资的效果边际递减。边际递减意味着，要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发更大的力，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面向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应对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好好梳理，避免路径依赖。

从这一点来看，除了宏观政策以外，更多的考虑是改革。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重振市场信心，实质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快速发展，这个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怎么改革呢？要梳理这些年出台的各项政策，能转变为制度安排的，应当尽量明确转变为制度安全，不要再把它作为阶段性的、应急性的政策考虑，而是转化成长期的制度，有利于社会预期。

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化市场配置。过去，我们有计划经济之上的计划社会，但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事业单位、社会身份的体制等等，都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体制。社会的这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叫社会化改革，不能叫市场化。这里面包括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怎么加速，三六九等的身份怎么尽快破除，实现同等待遇。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实际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体制，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出来都需要考虑。

对于央地关系的改革，刘尚希觉得应当考虑新的因素，就是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现在在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权力不断下移，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小马吃的再多也拉不动大车，这种情况下，我们误以为小马没吃饱。所以我觉得央地关系的处理，要从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来考虑，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权和责任应该适当上移，而不是一味的下移权力。”

原来我们的改革是从收入侧考虑，现在有必要从支出侧考虑，世界上没有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只占10%，从国家制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央地关系的改革非常紧迫，也涉及到怎么样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适应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成，离不开地方政府，中地关系的改革事关全局。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听了李扬院长的演讲，很受启发，我做一个简单的发言，题目是“刺激经济复苏需要改革发力”。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要充分估计明年的经济困难和经济风险。当前我国经济有不少亮点，但取得的成绩是过去的，将来经济会怎么样，并不能做简单的推理，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理性告诉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要充分估计。

当前，有一种看法“只要质量高”，这种变化是比较糊涂的一种认识，这些人把速度和质量对等起来了。高质量的发展最终都会体现在附加值上，质量越高，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都会体现出附加值高。如果高质量没有高附加值，这个高质量就是假的、空的。落到经济学上来分析高质量，无论是从企业产品的质量、技术研发，还是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医疗等等高质量，都会体现在高附加值上。

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这一点，应该要在认识上进行调整、要深化。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是通过经济增速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经济增速，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难以发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定要搞清楚。

现在看当前经济形势，从实际指标来看，比信心指数要好，尤其是一些高技术行业，指标都相当不错，比如汽车翻倍增长。但信心指数并没有那么亮眼，信心指数反映的是对未来的看法，说明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信心不足。

这涉及到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的“怎么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具有不对称性，所谓不对称性，就是市场信心下降很容易，但市场信心上升难。所以，市场信心是一个复合函数，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越来越大。所以仅仅从经济因素上考虑提振市场的信心，很显然是不大全面的。

第二，认识到宏观政策刺激效应的宏观递减。减税降费、公共投资都是典型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一个乘数效应上。当前消费低迷，预防性的储蓄在上升，在这种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大大下降。

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我认为恐怕要与消费场景相关，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到了城市，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不用刺激，它的消费也会提高，所以人口的流动与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减税降费取决于市场主体是不是有营收、是不是有利润，所以，减税降费有一个盈亏临界的效应，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率越低，就像一个圆一样，在圆形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明显，越是远离圆心效果越来越差，像有的市场主体严重亏损，减税降费对它来说无感，有些已经退出市场，更没有作用。所以针对减税降费，要看到它的盈亏临界的效应。

第三，以县市为单位寻找投资项目越来越难。地方专项债主要以市县为单位找投资项目，以市县为单位的区划是有限的，而不是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考虑，所以说城市化、都市圈、城市群，很显然是超出了县域和市域的，如果以县市为单位做投资，显然路径越来越偏，可能导致专项债投资的效果边际递减。边际递减意味着，要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发更大的力，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面向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对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好好梳理，避免路径依赖。

从这一点来看，除了宏观政策以外，更多的考虑是改革，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重振市场信心，实质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快速发展，这个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怎么改革呢？要梳理这些年出台的各项政策，能转变为制度安排的，应当尽量明确转变为制度安全，不要再把它作为阶段性的、应急性的政策考虑，而是转化成长期的制度，有利于社会预期，因为阶段性的政策，大家会想到期以后怎么办。

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要素化市场配置，中央有文件，但没有真正落地，我觉得需要梳理一下，要真正推进，而不是发个文件就完了。社会化改革是从社会层面讲的，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个大的突破。

过去，我们有计划经济之上的计划社会，这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事业单位、社会身份的体制等等，都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体制。社会的这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叫社会化改革，不能叫市场化，这里面包括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怎么加速，三六九等的身份怎么尽快破除，实现同等待遇。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实际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怎么改？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体制，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央地关系的改革，我觉得应当考虑新的因素，就是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现在在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权力不断下移，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小马吃的再多也拉不动大车，这种情况下，我们误以为小马没吃饱。所以，我觉得央地关系的处理，要从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来考虑，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权和责任应该适当上移，而不是一味的下移权力。

原来我们的改革是从收入侧考虑，现在有必要从支出侧考虑，世界上没有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只占10%，从国家制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央地关系的改革非常紧迫，也涉及到怎么样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适应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成，离不开地方政府，中地关系的改革事关全局。

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