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记者采访了津城“追”公交的人，4月初又采访了“追”火车的人。随着采访不断深入，“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城市考古”的视角从公路到了铁路，又从地面到了天空。您知道吗？在天津，活跃着这样一支“城市考古”队伍，他们是“追”飞机的人，而且这支队伍的能量不容小觑，规模越来越大。

（空客Ａ380客机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冯晓溪 摄）

为什么天津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城市航空考古者”？这与津城的航空文化密不可分。新中国第一条民用航线是从天津始发的，新中国第一家航空公司诞生于天津，新中国第一所民航类高校创立于天津……诸多新中国民航史上的第一，让天津这座城市成为“新中国民航的摇篮”。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城市基因，才为航空爱好者们搭建了圆梦蓝天的舞台，培养出众多爱好航空、探究航空的“城市航空考古者”。

“考古者”张大鹏从小就生活在民航大院家属楼，父亲是中国民航大学的教授，邻居是“两航起义”的亲历者，在这种氛围下，他乐于探究天津航空的历史脉络；冯晓溪乐于给不同年代、不同机型、不同公司、不同涂装、不同使命的飞机拍照片，几十万张照片累积起来，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满足；黄伟侧重于航空周边产品的收集，小到一枚钥匙扣、一支圆珠笔，大到一架飞机模型、一件飞行皮夹克，跟航空相关的物件总能在他的收藏柜中找到。

我们走近几位“城市航空考古者”，和这几位“老男孩”聊聊他们“追”飞机的故事。

沉浸式考古：追逐航空的历史

（张大鹏与父亲，照片拍摄于1976年。）

“这是1976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我父亲刚刚驾驶着战机从唐山地震灾区驰援归来，我去迎接他，那年我只有3岁。”透过这张黑白底的老照片，张大鹏讲起了他与航空的故事。

那时，张大鹏的父亲正在空军服役，一家人生活在河南某地的空军大院里。“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我很小的时候就沉浸在航空的氛围里。毫不夸张地讲，战机、直升机就停在我家的门口。”回忆起童年时的场景，张大鹏的笑容中依然带着骄傲。随着父亲转业，一家人从河南回到天津，父亲也从战机飞行员转为民航教员。时空变了，张大鹏的航空梦却愈发沉醉……

张大鹏居住在和平区睦南道民航大院的家属楼，邻居就是参加过“两航起义”的老英模。前辈们的亲身经历正是生动的教材，也催促着这位后辈对民航“考古”的步伐。人们都说天津是“新中国民航的摇篮”，沉浸在“航空圈”里的张大鹏在一段段尘封的历史中不断溯源——

“1949年11月9日清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客机整齐地停靠在香港机场的跑道上。当时谁能想到，一个惊世之举即将发生！”张大鹏绘声绘色地讲述说，“当这些飞机腾空而起时，突然改变航向，在空中宣布起义，奔赴人民的怀抱。中午时分，11架飞机组成的机群出现在天津上空，1架降落在北京，其他11架飞机降落在天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张大鹏联想到“老邻居”的贡献，他说：“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情形下，这些飞行员、技术人员、机务人员等无疑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后来也成为民航大学教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航空后备人才。”

从1950年的“八一开航”，到1951年的军委民航局第二航校（中国民航大学前身）成立，再到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组建，每一个时间节点，中国民航领域发生的诸多要事都和天津这座城市紧密相关。

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男孩，他的梦想一定是接过父亲的接力棒，驾驶着飞机翱翔于天空。可这个接力棒只接过了一半，今天的张大鹏继承了父亲大学教师的职业，他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行。而对于父亲的专业，他只能用自己的业余爱好去钻研、去充实。

当从“考古者”的视角去观察天津航空业时，他也就有了更多的新发现。

张大鹏发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简直如神话一般的存在。“那些已经在航空博物馆里封存多年的‘藏品’，竟然都能在天津机场看到‘真品’。”他进一步介绍说，“安-225、安-124、安-22，要么是世界第一，要么是绝无仅有，这‘老哥儿仨’竟然能同时出现，这画面恐怕也只能在天津机场见到。”再比如，在通用航空领域，天津也称得上业界“翘楚”。

张大鹏介绍说：“在滨海新区塘沽有两座机场，专门服务于通用航空。服务的对象包括渤海油田的员工通勤，辐射华北地区的航空摄影，农林维护、喷洒药物、医疗救援以及警用航空，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南来北往的通航飞机都得在天津停一站，这里可是服务到位的补给站。”

（张大鹏）

张大鹏的“城市航空考古”是“沉浸式”的，置身在航空氛围中“考古”自然能够收获一些鲜为人知的成果，他总结道，天津是新中国民航业的起点，如今在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跑道上，辐射能力越来越强；同时天津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航空人才，全国各大机场、航空公司的机务人员，好多都是天津培养的。

影像式考古：记录珍贵的画面

（冯晓溪）

现为一家航空技术公司工程师的冯晓溪与张大鹏有着相似的家庭氛围，冯晓溪的父亲就是一位民航人，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对飞机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冯晓溪喜欢给飞机拍照，那些不同年代、不同机型、不同公司、不同涂装、不同使命的飞机只要落地天津，冯晓溪都要给他们拍照片。

翻开他的影集，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故事。“这是1994年拍摄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给飞机拍照片。”冯晓溪指着13岁那年拍摄的照片介绍着。这张照片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用于商业飞行的超音速客机——协和号，在天津机场降落时的场景。这架隶属于法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当时正载着旅客进行环球飞行，中国站旅行的停靠机场就在天津。

（1994年超音速客机协和号降落在天津机场。冯晓溪 摄）

可惜的是，2000年协和号客机在法国发生了它的飞行史上第一次事故，也是最后一次事故。那次事故之后，这款超音速客机就被永久停飞了。

“还有这个庞然大物，最近常被飞行爱好者谈论的安-225。它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起飞重量最大、载重能力最强、翼展和机身最长的飞机，当年它的机背上可是‘驮’过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它被称为‘人类工程大奇迹’，‘绝唱之作’也是在天津完成的。”冯晓溪说到这里有些感伤。

“我最早关注安-225是在2015年时，那会儿它来中国的次数比较少，主要是运送一些其他货机无法运送的‘大块头’，比如地铁列车、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那会儿我还特意连夜坐火车去石家庄拍摄，可当天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备降在了天津机场。我舍近求远扑了个空，那次是安-225第一次来到天津。”冯晓溪讲着他的“考古”故事。

（两年间，安-22525次来到天津机场运输防疫物资。冯晓溪 摄）

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安-225飞抵中国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主要运送一些防疫医疗物资，得益于天津便捷的物流网络和优质的保障能力，它每一次来华都会选择天津。冯晓溪说：“从2020年4月13日第一次到来，到2022年1月末最后一次飞抵中国，两年间，安-22525次造访天津，每一次都会有全国各地的航空爱好者前来拍照。”

冯晓溪说：“那会儿，飞友们常说这架飞机已经老了，维护保养的难度越来越大，要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空器影像留存下来，每一次拍摄都要当做最后一次用心。没想到，一语成谶。”

最近，消息传来：安-225遭到战火波及被损毁，航空爱好者们感到非常惋惜。大家感慨，如果当时能把这架飞机留在天津，该有多好。

（在天津喜欢拍飞机的“飞友”真不少。）

在天津，和冯晓溪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真不少，他们看飞机、拍飞机，把飞机当作好朋友，并为之痴迷，守在拍摄点位一蹲几个小时，只为一个镜头、一个瞬间。随着“考古”的力道越来越深，冯晓溪也结识了一些国外“飞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很多来自德国、日本、英国的航空爱好者也会来到天津拍飞机，和他们交流很有意思。”冯晓溪说，“他们有人只喜欢用胶卷单反相机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当做礼物与朋友交换；还有的人不拍照只为记录每架飞机的唯一注册号。探究飞机的领域很宽阔，每个人的喜好都很精彩。”

“现在国内外的主流客机、公务机，以及一些少见的、古董级别的机型，几乎都到过天津。落地天津机场的飞机机型之丰富，在全国都很少见。”冯晓溪感慨道。得益于天津机场得天独厚的条件，天津的“城市航空考古者”们拥有了更多优质的“考古”资源，“考古”格调也与国际接轨，他说：“我们就更应该将它们认真记录下来，为这座城市的航空业留下一些珍贵的画面。”

收藏式考古：透过纪念品探门道

（黄伟）

天津航空公司飞行签派员黄伟是“城市航空考古者”中的“收藏家”，航空周边产品多有涉猎，小到一枚钥匙扣、一张贴纸，大到一架飞机模型、一件飞行皮夹克，黄伟总会精心地收藏起来，在怀旧的同时也在见证着中国航空业的发展。

“我1992年第一次坐飞机，当时乘坐飞机的旅客多会收到一些纪念品，我获得了一枚钥匙扣。”黄伟讲述说，“那时没有文创周边产品的概念，就是简单地叫它纪念品。”就拿钥匙扣来说，航空公司出品的钥匙扣还真是别致，得到便会爱不释手。

（黄伟收藏的飞行纪念品）

黄伟说：“你仔细观察，航空钥匙扣多以‘红飘带’为原型，这枚‘红飘带’对于航空安全可是至关重要。”“红飘带”的学名叫前轮转弯销，它插在飞机的前轮起落架上；当飞机即将滑行时，机务人员会将“红飘带”高高举过头顶，红色本身就足够醒目，可以让机组成员看到，轮档和前轮转弯销均已撤除，这是在向机组人员传递安全起飞的信号，同时也寓意着航班一路平安。正是因为有安全、平安等寓意蕴含其中，航空周边产品中“飘带”钥匙扣很盛行。

除了“红飘带”，还有“胸卡挂绳”，不要小瞧这根胸卡挂绳，它可是专业的象征。“通常情况下，各航空公司、各机场会制作自己的专属挂绳，飞机制造商也会制作挂绳。”黄伟介绍说，“比如我们去空客公司培训，就会得到空客的挂绳，业内人士通过这根挂绳就能大致知道这位飞行员驾驶的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飞机，这是一种个人驾驶经验的象征。”

在黄伟所有藏品中，飞机烟灰缸是市面上比较稀缺的收藏品。他讲述说：“从安全和健康角度考虑，飞机上是绝对禁烟的；但是飞机在出厂时会配备烟灰缸，这就属于配备的闲置物品。这样的物品因为稀缺，所以也值得收藏。”透过这个烟灰缸进行解读，黄伟能够读出，“9·11”事件是全球航空安全的分水岭。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机场在安检方面极其宽松，而从“9·11”之后，全球航空安检的规格都提升了，飞机上禁烟成了国际通行标准。由此，飞机上的烟灰缸也正式从“实用物”变成了“闲置物”，进而成了“收藏品”。

作为航空业内人士，全球飞是黄伟工作中的一部分，“无论去到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机场，我都喜欢去航空纪念品商店看看，挑选一些具有特色的航空纪念品加以收藏。”黄伟将爱好进行到底。他拿着一件件收藏品介绍着：“这枚钥匙扣出厂时，那时我们天津机场还叫张贵庄机场；这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1航站楼启用时的纪念品，一晃14年过去了，如今T3航站楼和综合交通建设都已提上了日程；还有，这是空客天津总装线的纪念品，也见证着空客A320天津总装线是第一个位于欧洲以外的空客总装线……”每每闲暇时，黄伟总会把自己的藏品倒腾出来看一看，从中也能看到中国民航、天津民航的发展与进步。

【后记】

（一架航班伴着夕阳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起飞　冯晓溪摄）

“城市考古”三部曲，到今天暂时告一段落。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从“公交考古”说到“铁路考古”，今天又聊到“航空考古”，从中也认识了生活在我们城市中的“城市考古者”。他们从自身的专业出发，发现了不曾被发现的都市文化资源，挖掘出不曾被挖掘的都市人文价值。他们运用自身的专业，对天津这座城市展开了更新、更深、更高的探索，也向这座城市表达着一份诚挚的热爱。

（今晚报记者 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