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法官，常人印象中都是端坐法庭，宣读判决，但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群法官，他们不坐在法庭里，而是每日走街串巷、明察暗访，不时还要斗智斗勇。平日里人们看不到这群法官的身影，但是当拿着民事胜诉判决的当事人，因遇到负隅顽抗的另一方而不知所措时，这群法官便现身了，他们就是执行法官。他们面对的每一个案件都困难重重，他们排除万难，将胜诉判决兑为“真金白银”，他们守护着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更是守卫着法律的尊严。

陈风利在清腾一处600平米的经营用房

47岁成为员额法官

2005年，陈风利从部队转业，进入南开区人民法院政治处。在部队时，陈风利就是做干部人事工作的，政治处的工作与他之前的工作内容基本相同，他干起来得心应手。

在法院工作4年后，陈风利决定参加司法考试。“法院是个业务单位，如果我想从事更多法律工作，我就得懂业务，不然我总是个门外汉。”陈风利说。零基础的他通过自学，于2013年通过司法考试，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法律专业工作也产生了更多兴趣。2015年，南开区人民法院内部中层选拔，陈风利当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但此时的他已经“心猿意马”良久，法官的工作越来越吸引他。2017年底，陈风利主动向院领导提出，想辞掉中层职务，去做一名法官。“院领导找我谈话，给我讲了一下如果要做法官，我需要放弃什么，面对什么困难，我表示接受，同时表达了自己转换岗位的决心。”陈风利说。

2018年元旦，47岁的陈风利如愿以偿。他先以法官助理身份进入南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半年后，他通过法官遴选考试，成为一名员额法官，从此具备独立办案资格。他所向往的充满挑战的法官职业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一桩案件4任法官终了结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中，法院是个能不去就不去的地方，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往往意味着问题已十分棘手，而作出判决又没有按期履行的案件，才会转入执行局。

陈风利办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多年信访案件，因为他在监察室时多次接待过申请人，对案件情况很了解，院里便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陈风利已经是这个案件的第4任执行法官，前3任法官或退休或转岗，都没能把这个案件执行完毕。

案子始于一起房地产买卖纠纷，申请人张某2014年从天津A公司购买一套商品房，并全款支付了45万元购房款。该商品房由B公司开发建设，按照合同，购房后，B公司应配合A公司完成过户。后因AB二公司发生纠纷，B公司拒绝配合过户，导致后续合同无法履行，于是张某在南开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解除购房合同，A公司返还张某45万元购房款。但购房时A公司已把购房款打入了B公司账户，于是张某申请对B公司名下的那套商品房进行执行。“这个案子的难点在于，B公司名下的商品房属于案外人财产，法律规定可以查封、冻结案外人财产，但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处置案外人财产。”陈风利说。

为了解决这个案件，陈风利多次前往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查房产情况，又查找相关法律和法律判例，而最重要的工作，是说服B公司同意房产处置。经过各方协调，B公司最终对处置房产不做异议，案件终于执行完毕。暴风雨比想象得更猛烈

都说医院是可以窥探人心的地方，执行局其实也是一个有类似功能的处所，执行法官们很少能见到心平气和的当事人，深陷负面情绪的当事人们常常情绪波动剧烈，有些还会做出过激行为。陈风利说，转行前，他自以为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做了充足的准备，但真正开始办理案件后才发现，暴风雨比他预想得更猛烈。

陈风利曾办理过一起爷爷申请孙女返还原物的案件，祖孙两人之间的矛盾之深，令陈风利久久不能忘怀，“爷爷八十多岁，孙女二十多岁，因为儿子在世时买了一套房子，爷爷出了一部分钱，儿子去世后，法院判房子归爷爷所有，但孙女一直占着房子不搬离，所以爷爷申请执行。祖孙俩见面会互骂，言辞相当尖锐。”

在案件审理期间，孙女已多次信访，甚至不惜在法庭上掀起上衣，展示自己乳腺手术留下的伤口。案件进入执行局后，陈风利每次传唤孙女过来，她都要闹上一通，“但她每次都带着2岁的女儿来，我们没法拘留她，她声称自己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一个2岁一个5岁，涉案房产是她唯一的住处。”

在闹了一年半无果后，孙女找来一对老人住进了涉案房产，两位老人一个86岁，患有心脏病，一个90岁，瘫痪在床，他们的搬入为执行设置了巨大的障碍。爷爷闻听这件事后，直接穿着寿衣来找陈风利，进门就下跪，求陈风利帮他拿回房子。“我们想办法找到了老两口的子女，但劝说无用，于是以他们阻碍执行为由，对他们作出了罚款决定书，并冻结了他们的养老金账户，在法律强大的压力下，老两口搬走了。”

房子无人居住后，法院实施了强制腾房，执行局上下出动40多人一起去搬运物品，搬家公司的车还没走，孙女就赶到了，领着孩子直接在路口下跪。见执行法官不为所动，孙女悄悄撬了锁，领着两个孩子又住了进去，屋里的家具都搬空了，孙女就在地上铺一张凉席，让孩子们睡在上面。

那套房子在顶层，孙女搬进去几天后，陈风利爬上楼顶，确认孙女不是一直在屋内居住，于是再次强制腾房，让爷爷搬了进去。自从爷爷住进去，便有多人来骚扰，有的天天敲门，有的拿着借条，说孙女欠钱让爷爷偿还，这样又闹了半个多月。“爷爷的执行申请不只有返还原物，还申请孙女支付他一年多的房屋占有费5万多元，我们执行局强制腾房的搬家费是3万多元，也需要被执行人补齐。”陈风利说。

连房子都不愿归还的孙女最终不但放弃霸占房产，而且补齐了剩余的8万元。“是法律的强制执行力让她不敢再挑战法律的权威。”陈风利说，在反复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将孙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意味着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一等座，不能住星级酒店，不能贷款买车买房，孩子不能上私立幼儿园，还不能开公司。不能开公司这项击中了她的要害。”

为破碎的情感争取弥合的机会

家庭遗产继承和离婚财产纠纷是执行局案件中的一大类别，这类案件往往也是矛盾最难调和的。看着有血缘关系的当事人们彼此水火不容，或是曾经最亲密的两个人锱铢必较，闹到鱼死网破，即使是见多识广的法官们，也难免唏嘘。

每当遇到这类案件，陈风利的首要目标是执行完毕，但如果能有机会帮助当事人调和关系，他很愿意多做一些，“2020年有一个姐弟5人的房产纠纷，父母将房子留给了照顾老人最多的儿子，另外4个女儿不干，其中以小妹妹闹得最凶，女儿们天天来信访。我们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不仅平息了信访，而且让姐弟间达成了和解，最终他们的关系修复得还不错。其实许多当事人都是被情绪蒙蔽了，钻了牛角尖，帮助他们打开心结，问题自然就化解了。和睦的家庭越多，社会就越和谐。”

行为类执行是陈风利认为的最难案件。“涉及金钱可以想办法，但是要左右一个成年人的行为，就真的太难了。”陈风利说。行为执行的申请人，许多是离婚后无法实现探视权的一方，而一个孩子的探视权，往往可以牵出婚姻内多年积压的矛盾，孩子的探视权有时很像一个砝码，包含了太多成年人间的恩怨情仇。

陈风利见过各种不让探视的理由，也曾有被申请人到他的办公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又哭又叫，办理这种案件时，陈风利充当的角色更像一个连接双方的谈判专家，“一方提了要求，去问另一方行不行，不行就让一方退一点，你退一点，对方也退一点，唯一的目标是让孩子能见到父母双方。两人矛盾再深，对孩子的爱是一致的。所以我给这些父母做工作时，都是从孩子的利益角度出发，最大程度地降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打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南开区人民法院是天津市的基层法院中受理案件数量比较大的，同时也是执行力度较大的基层法院之一。从2017年到2020年，南开区法院执结案件34273件，结案标的额208亿元。2021年截止到12月中旬，南开区人民法院已执结案件9435件。

陈风利粗略统计了一下，他今年已经处理了约500件案件，目前手里还有约100件案件在办理中，工作已经排到了明年3月。

自从来到执行局，陈风利的下班时间就再没固定过，周末也几乎都在加班，每次接到一个新案件，他都要尽全力查找各种执行线索，如果网上查找不到，就去实地走访调查。工作时间以外，陈风利还要不时充当“情绪垃圾桶”，有些申请人有强烈的倾诉欲望，希望向法官详细讲述自己的遭遇，陈风利曾经在晚上接过长达2个小时的倾诉电话，“只能耐心听完，然后再给他讲法律关系。”陈风利笑着抿了一下嘴唇，“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与当事人保持顺畅的交流对案件的办理是有好处的。”

在执行局历练了3年，陈风利愈发沉稳了，面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各种行为，他总能处变不惊，但唯独一种情况下，他不能保持淡定，“有的申请人不配合，觉得到了执行局就是我们的事，只等着要结果，要么就认为执行不到位是法官不作为，所以对法院有怨气。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们讲，申请人有配合法官工作、提供执行线索的义务，有的人不相信我说的，我干脆拿着法条指给他们看。”

操碎心、磨破嘴、跑断腿是执行法官们的日常状态，陈风利直言他觉得很累，有时想给自己放个大假，但他又很着迷这份工作，每一个执结的案件都带给他无法替代的满足感，“虽然是别人拿到了钱，别人拿到了房，但我比谁都高兴，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太好了。”

执行法官们将自己的工作形容为“打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法律神圣，不可侵犯。（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